獐子岛海洋牧场容量超限诱发绝产

　在宣布扇贝是被“饿”死后,獐子岛(002069)连续4个“一”字跌停,2月8日报收于5.07元。

　　在2018年2月5日早间披露的应对方案中,獐子岛提出的第一个措施即“关闭风险敞口,重新布局海洋牧场”,将虾夷扇贝底播区面积由234万亩压缩至约60万亩,按3年轮收轮播方式,推动该60万亩精选区恢复至2006年公司上市前后的传统稳定高产模式。

　　这意味着,历经十余年的探索,獐子岛的底播虾夷扇贝规模将回归上市之初状态。按照獐子岛披露的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此次扇贝死亡事件更像是大海对无序扩张的惩罚。

　　扩张的牧场和失控的风险

　　在2018年2月5日早间披露的盘点情况公告中,獐子岛对虾夷扇贝存货异常进行初步技术分析,将“养殖规模过大,局部超出养殖容量”列为原因之一。

　　“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浮筏养殖面积高达30余万亩,底播养殖面积近500万亩。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单位海域养殖强度的增加,使依赖海域自然生态系统提供营养物质的养殖贝类因饵料短缺,品质下降。”獐子岛在公告中表示。

　　獐子岛并非不知晓养殖过量的危害,相反,养殖容量作为风险因素自2010年起被獐子岛多次提及。在2014年年报中,獐子岛还第一次将养殖容量列在重大风险提示中,并以请专家对其海洋牧场局部及整体做动态养殖容量评估,由专注“养殖技术”向重视“产前规划”转变作为对策。

　　养殖过量的风险早有端倪,獐子岛也并不是第一次提到“轮播”措施。2016年,长海县底播增殖海域由2006年的100余万亩增至2016年时的超过600万亩,獐子岛自2012年开始出现了底播海域面积增长但单位产出率与总体产量大幅下降的情况。

　　于是,2016年5月,獐子岛因容量等因素放弃不适播确权海域79万亩,并决定开始实施海洋牧场“3+1”可持续耕作规划(以下简称“3+1”规划)——即实行放弃一部分养殖条件差的海域,根据养殖容量休耕一部分海域,正常生产一部分海域;确权海域实行养殖周期结束后休耕1年再底播。

　　獐子岛试图通过“3+1”规划实现从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全面升级。但“3+1”规划还未走完一轮,獐子岛就陷入虾夷扇贝存货异常困境。眼看着关键风险因素失控,獐子岛作为全国最大虾夷扇贝生产加工企业,为何没能阻拦?

　　獐子岛将此次虾夷扇贝存货异常的原因归为,个体在系统中的无能为力。《证券日报》2月8日援引獐子岛内部人士说法称,近年来獐子岛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了其海洋牧场区域内的个体风险,但个体的海洋牧场与整个系统不可分割。

　　不过,作为系统中具有话语权的个体,獐子岛多年来在扩产的方向上一路狂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公开数据,獐子岛底播虾夷扇贝在养面积自2006年上市以来不断攀升,2013年时达到顶峰,为331.95万亩,是2006年时的5.91倍。即使是2016年减少至约231万亩,仍属较大规模。

　　在难以控制规模背后,是獐子岛作为上市公司的业绩冲动。自上市以来,獐子岛虾夷扇贝营收规模从4.23亿元增至最高11.82亿元(2011年),但毛利率却在2010年冲上顶峰(62.27%)后震荡下跌,2016年的毛利率尚不足上市之初的一半。

　　悲剧重演完全可避免?

　　獐子岛曾制定过底播虾夷扇贝养殖容量标准。在2006年的招股说明书中,獐子岛介绍,以其多年放苗密度试验提供的数据为例,当虾夷扇贝底播密度达到10000粒/亩以上时,产品的生长环境将会急剧恶化,导致个体生长极度缓慢并诱发大面积死亡。

　　养殖过量致虾夷扇贝死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研究论文显示,1973~1975年,日本虾夷扇贝产量最高的养殖基地曾现高达56.9%的死亡率,根源即盲目无序发展,养殖密度过大。2007~2009年,长海县筏养虾夷扇贝也因养殖密度过大出现大面积死亡。

　　“养殖技术越成熟,苗种供应越充足,市场需求越旺盛,就越容易发生‘环境上的过度养殖’,并因此招致自然惩罚。”2012年,一篇以《辽宁虾夷扇贝产业结构与特征的初步研究》为题的论文总结道。不过,该论文还提出,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养殖行为的规范化,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其中,渔业协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制衡十分重要。

　　前述论文对照日本虾夷扇贝增养殖产业,认为协会自治在理论上可协调内部会员关系,避免恶性竞争,以制约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发展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而政府则主导行业规范的制定。

　　2018年2月1日,为了解当地虾夷扇贝产业更详细信息,《每日经济新闻》致电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其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员表示接受采访需获得大连市委新闻办的通知,记者随后致电大连市委新闻办,但该部门表示从未给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做过上述规定。当天下午,记者持新闻记者证来到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但被拒绝进入。